葛霖Stephen Green)-匯豐銀行-英國匯豐控股有限公司前任集團主席介紹

人物小結:斯蒂芬-葛霖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后獲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碩士學位，曾任匯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英國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匯豐私人銀行控股(瑞士)主席，以及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北美匯豐控股有限公司及法國匯豐的董事，英國銀行家協會主席、英國首相的商業理事會主席。

葛霖Stephen Green)簡介:

葛霖（Stephen Green，1948年11月7日－），曾任匯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生于英國，在牛津大學畢業，其后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碩士學位。

最初葛霖在英國政府海外拓展部工作，1977年加入管理顧問公司McKinsey & Co Inc.,，先后在歐洲、北美和中東等地提供咨詢服務。

葛霖于1982年加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負責企業策劃事務，并于1985年起負責發展匯豐的環球財資業務。他在1992年成為匯控的集團司庫，主管匯豐在全球的財資及資本市場業務。1995年，葛霖獲委任為英國米特蘭銀行（現稱英國匯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之后他更擔任匯豐集團旗下多間附屬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美國匯豐銀行、匯豐建信銀行以及匯豐私人銀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等。

1998年3月，葛霖獲委任為匯豐投資銀行及資本市場部執行董事，主管集團旗下的投資銀行、私人銀行及資產管理業務。由2002年5月起，他兼任匯豐集團企業銀行業務負責人。2003年6月1日，他獲委任為匯控行政總裁。2005年1月，他獲委任為英國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2006年5月26日，他接替退休的龐約翰，成為現任匯控主席，亦是匯豐集團內，第二位由行政總裁升任的主席。

現時他亦是北美匯豐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匯豐私人銀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主席，HSBC Trinkaus & Burkhardt AG副主席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百慕大銀行有限公司、墨西哥匯豐以及法國匯豐董事。

葛霖(Stephen Green)先生5月底正式接過龐約翰爵士(Sir John Bond)的衣缽，就任匯豐集團董事局主席后，第一次商務旅行便來到中國。他是為了出席由匯豐銀行與其合作伙伴交通銀行共同舉辦的一個論壇，向中國的銀行家們發表關于公司治理的演講。

與言談起伏頓挫并習慣于聚光燈下出現的龐約翰相比，長期從事具體運營且一貫低調的葛霖在公眾眼中形象模糊，言語間謙遜有余但魅力不足，顯然不是一個好的講者。而對“公司治理”的高談闊論多少會讓葛霖感到些許尷尬。實際上，葛霖由匯豐集團行政總裁的身份接任集團主席的職務，剛剛給匯豐集團這個英國公司治理方面的標桿形象帶來陰影——英國監管機構金融服務局的公司治理守則明確指出，公司的行政總裁不應出任該企業的董事局主席。

不過，相比在座的中國銀行(4.12,-0.04,-0.96%)家們，葛霖和他領導的這家全球金融服務業旗艦企業依然值得學習。中國的銀行正在改革治理結構上艱難探索著，匯豐集團在中國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交通銀行的董事長蔣超良此時也不輕松。就在幾天前，交通銀行剛剛披露一起涉案金額達人民幣2億元的巨額客戶資金詐騙案。

投行業務窘境

從匯豐這個全球金融混業經營巨頭斥巨資參股的交通銀行中撿出爛蘋果并不令人吃驚。中國金融業存在某些頑疾是肯定的，想必在談判伊始，匯豐旗下的投資銀行家們在盡職調查中早已預見到今日這一幕。不過，葛霖和他的前任龐約翰多年來努力提振的匯豐集團投資銀行業務，實力不濟并不是什么業內秘密。

6月初，匯豐主管全球股票研究事務的格雷厄姆·科普利(Graham Copley)，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郵件，指斥這家力爭在投資銀行領域有所建樹的機構“很多分析師不配拿到今年的工資”、研究報告常常“沒有價值”。

稍早前，匯豐投資銀行部門爆出了更大的新聞。3年前，龐約翰爵士和時任行政總裁的葛霖希望與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展開競爭，將投行業務作為匯豐集團未來收入的增長點，并不惜重金從摩根士丹利請來投行老手杜紹基(John Studzinski)，冀望他能重整匯豐的投資銀行業務。但3年的發展，除了高昂的投入之外，并無亮色。就在5月底龐約翰與葛霖正式交接之際，杜紹基掛冠離去，加盟私人股本投資公司Blackstone，留下整個金融界對匯豐集團投行業務未來前景的質疑。

苦心經營的投資銀行業務一直裹足不前，讓葛霖只能發掘匯豐集團的立業基礎——商業銀行業務，并且匯豐集團2005財年上半年的財報顯示，來自阿根廷、土耳其和中國這些新興市場的業務增長已經成為匯豐集團利潤的助推劑，其中，對交通銀行的投資直接推動匯豐在中國內地的稅前利潤增長了5倍。

隨著先前掩蓋的爛蘋果被一一撿出，匯豐在交通銀行的投資變得愈發令人興奮。交通銀行2005財年業績顯示，結盟匯豐銀行之后，這家資產規模位居中國第五位的內地銀行全年凈利潤從上年的人民幣16億元，猛增至92.5億元。

從20%到40%的難題

身上兼具“商業銀行”和“新興市場”雙重概念的交通銀行，自然在匯豐集團未來發展藍圖上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相比來自公司治理方面的挑戰和中國戰略投資內部發生的欺詐，葛霖先生在中國面臨的真正尷尬在于，對交通銀行這個意義深遠的戰略堡壘的優先增持權短期內難以實現。

2004 年入股交通銀行時，匯豐同時獲得優先增持權，在政策放開的情況下，在2008年8月18日至2012年8月18日期間，將交通銀行的持有股權增持到不超過40 %，從而成為第一大股東。

優先增持權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但過程并不簡單。且不說外資投資中國金融機構的股權上限遲遲沒有松動跡象，即便政策障礙消失，匯豐的增持交易要順利獲得監管機構的批準也絕非易事。

年初廣東發展銀行擬向新投資者出售85%股權，這曾讓市場推測外資持股限制的政策有望松動，并且引得花旗集團和法國興業躍躍欲試。但是有分析師挑明，這只不過是原有股東“為吸引海外投資者而拋出的誘餌”。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花旗和法興試圖突破政策限制的努力只是徒勞，單一外資最高 20%、外資總體持股最高 25%的限制不容挑戰。

美國前商務部長埃文斯 (Donald Evans)最近在與中國政府官員會談后透露，中國可能在對五大國有商業銀行放松外國投資上限之前，先上調中小銀行的外資最高持股比例。但是很不幸，兩年前還被稱為“股份制銀行代表”的交通銀行，在經過財務重組、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實現扭虧，成功破繭化蝶之后，官方對它的最新界定是“中國第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它顯然不在傳言中的政策放寬之列，而這種界定的變化多少也反映出如果變換其城頭旗幟可能蘊涵的深層意義。

葛霖面前擺著艱難的選擇：是否對這個可能永遠也難以收入囊中的潛在對手進行智力投資？目前來看，葛霖和匯豐依然選擇了進行長期投資。“交通銀行在中國有2700多家分支機構，而包括恒生銀行在內，匯豐集團的分支機構不過37處，我們目前很難同交通銀行競爭。”葛霖告訴記者。不過，隨著 2006年底銀行業全面開放，匯豐集團自然不會放過中國市場，其強項零售和工商服務等商業銀行領域擁有完整的業務線，勢必會同交通銀行展開正面競爭。此時，懷抱“交通銀行學到管理和機制，匯豐銀行以交通銀行作為拓展中國業務的平臺”這個雙贏假設的合作雙方，將會發現面臨同床異夢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