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生-原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長介紹

人物小結:

原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副董事長、黨委副書記，工銀瑞信基金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第十六屆委員會副主任，在華融被認為是具有國際化觀念又能解決國內實際問題、業務素質全面且思維敏捷的專家型領導。

楊凱生簡介:

楊凱生先生：工銀基金董事長，博士。

1975年起從事工業企業生產工藝和成本預算管理工。

1985年進入銀行，歷任中國工商銀行監察室副主任、規劃信息部主任、深圳分行行長。

1996年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

1999年9月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

2004年9月再次兼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

2005年10月至今任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執行董事、行長。

現為武漢大學經濟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第十六屆委員會副主任。

楊凱生1999年接手工行4000億元不良資產，就任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但事實上，5年多以來，楊凱生從未真正離開工行，在其華融總裁的公開身份背后，依然享受著工行副行長級的待遇，同時位列工行9位黨委委員之一。楊凱生因此也被人稱為工行的“幕后英雄”。

離開工行5年，在工行深受不良資產之累時，2004年9月10日，楊凱生又回來了，出任出任工行常務副行長兼黨委副書記。楊凱生重回工行后，工行股改步伐開始急步提速。4月，國務院批準了中國工商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革的方案。6月27日，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與工行簽署接收協議，工行4600億元可疑類貸款全部剝離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工行可疑類貸款的招標終于一錘定音，為工行定下的完成股改財務重組的目標掃清了最大障礙。10月28日，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工行股份公司）正式掛牌成立。作為中國資產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的成功改制，不僅標志著工行的股份制改革從此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也標志著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進程取得了重大成果。楊凱生任工行股份公司行長、副董事長、黨委副書記。

在華融，在工行，甚至在決策層，楊凱生一直被認為是具有國際化觀念又能解決國內實際問題、業務素質全面且思維敏捷的專家型領導。看來，華融處置不良資產的5年，對楊凱生來說，是積累經驗的5年，也是承前啟后的5年。重回工行，對楊凱生而言，將意味著更大挑戰。

楊凱生在華融被認為是具有國際化觀念又能解決國內實際問題、業務素質全面且思維敏捷的專家型領導。其最為獨樹一幟的作為體現在批發業務和金融工具創新領域。2001年開始，華融按國際化的操作流程向外資打包拍賣不良資產。當年通過國際招標分別向摩根士丹利投標團和高盛公司出售了賬面價值128億元的不良貸款，開創了中外合作處置中國不良資產的模式，至今類似的嘗試已進行了三次。

針對不良貸款問題，楊凱生提出了與時下各種意見不同的見解。楊凱生認為，當前的重點應該首先是如何處置解決存量問題，其次才是解決增量問題。他提出，必須采用市場化的運作機制來處理銀行的不良貸款，應該允許或者應該要求銀行把現有的不良貸款按照市場的公平價出售給專業化組織，如金融資產管理機構、外國投資者、其他企業。

在一些人看來，決策層最看重的是楊凱生三個方面的能力：一是國際化、戰略化的視角；二是處理不良資產的經驗；三是對新業務方向的開拓創新。

楊凱生曾說：“如果給我們更靈活的機制，給我們更充分的手段，我們的不良資產回收率會更好。”理想中的未來股份制的工商銀行，對楊凱生們來說，已經不再遙遠。

楊凱生縱論資產證券化

2009年4月28日，是工商銀行的戰略投資者美國運通和德國安聯部分股份的解禁時間，但是當天，工商銀行H股的股價卻逆勢上揚，這與之前一天工商銀行對外公布一季度業績不無關系。在經濟形勢如此嚴峻的背景下，工商銀行的利潤仍然同比上升了6.03%，撥備覆蓋率繼續提高，達到了132%，不良貸款率卻比去年末下降了0.32個百分點。

作為全球市值最大銀行工商銀行的行長和武漢大學經濟學院的兼職教授，楊凱生與這一成績的取得密不可分。

4月28日，楊凱生在北大闡述了自己對于金融危機和中國銀行(3.61,-0.03,-0.82%)業發展的觀點。

貸款證券化中國方式

楊凱生認為加強金融監管不能停止金融創新。

在對這次金融危機的各種總結中，無一例外地提到美國的監管當局疏于監管，所以導致了本輪危機的產生和蔓延。

但楊凱生強調，不能因加強監管而妨礙了金融創新，放緩金融創新的步伐。

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按揭貸款證券化。楊表示，中國現在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是不太合理的，中國的商業銀行主要的資產是發放貸款，工商銀行這么大的銀行，10萬億總資產，對外貸款5萬億，每年還新增貸款，貸款的增長意味著風險權重總資產的增加，意味著資本充足率的降低。那么資本充足率要達標怎么辦？采取增資擴股和發債的思路？市場不允許無限制地向市場伸手增資擴股。

但是，中國的商業銀行必須尋找出一條總資產規模并不無限擴大，而利潤卻能持續增長的發展之路。這就要使得銀行主要通過流量而不是通過增量進行營運，也就是說包括貸款在內的銀行資產必須具有較強的流動性。更重要的是，貸款應該有市場，貸款可以流通，貸款可以出售，有人可以買貸款。

怎么買？楊認為，貸款不是工商銀行賣給農業銀行，農業銀行貸款賣給建設銀行(4.65,-0.06,-1.27%)，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應該在資本市場、貨幣市場上出現一種投資工具，是由貸款演變而來的，也就是把貸款資產證券化。但次級貸款就是它搞壞的，中國為什么還要這么搞？這種擔心有道理，但是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楊舉例，比如說要求貸款打包的時候，發行者必須持有一定的比例，100億的包，對公眾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發售的時候，規定發行的工商銀行，必須擁有10%、15%，但是這個10%、15%的收益率比那個85%的要高,但是清償順序是先還這85%，再還這個15%，這樣應該說投資產品的風險就相對比較小了。這是一個簡單的規避，這是簡單做一個技術上的限制。而美國次貸并沒有法規要求次貸證券發行者必須持有多少。

"可以從技術、監管的角度來想個辦法，不允許打包以后，分別再組合，出現它的平方和立方，那樣這個債券的基礎資產是什么就看不清了。"楊凱生說。

美國式救市

談及美國的所謂國有化的救市措施，楊認為此舉不會改變它的制度本質。他認為美國對金融機構實行所謂的國有化，是應對危機的權宜之計，沒有超出過度性安排的性質，它應該屬于資本主義制度自我修復的一種手段。

在歷史上，美國絕對不是第一次進行這種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1917年，美國政府曾經接管過鐵路，以確保戰爭物資、軍火軍隊的運輸通暢，1920年，它又歸還給了私人。上世紀30年代，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政府曾經在金融復興公司給一些負債累累的銀行貸款，而且注資了6000家銀行，等經濟好轉以后，政府又將這些股權如數出售給了私人投資。1984年，伊利諾伊大陸銀行因為石油貸款的壞賬，瀕臨破產，當時是里根政府收購了這家銀行80%的股權，后來這家銀行并入了美洲銀行，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把股權又出讓了。

根據這些事例，近百年來，美國曾經出現過多次的規模都很大的所謂政府對某些金融機構和其他企業實行國有化的做法，但是都是為了應對當時所出現的特定情況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并不會影響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也并不影響市場機制的基本屬性。這次也是屬于這類情況。

楊凱生認為，全世界正在經歷一場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機，這場金融危機比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那場大蕭條，無論是嚴重程度、波及面，都要深得多、廣得多、嚴重得多。目前，世界經濟金融已經出現了一點回暖的跡象，但是實體經濟所受到的打擊還在繼續增加，是否能夠馬上好轉，或者說是否已經見底還很難預料。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封閉獨立的經濟體，經濟金融運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場危機的沖擊和影響，由于我們國家搶在這場風波之前，抓住機遇進行了中國金融體制，尤其是銀行體制的改革，保證了銀行體系的健康穩定，從而為支持促進中國的經濟在這場金融風暴中能夠保持平穩、保持較快的發展打下了一個基礎。

當然實體經濟受到了影響，但是不同行業、不同地區所受到的影響不同，這就證明經濟制度的調整是必需的。楊凱生總結道："我們現在在采取一系列應急措施的過程中，要爭取能夠更好地著眼長遠，要為日后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更多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