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澤輝-北京集佳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介紹

執業領域：

熟悉商標、專利、版權和反不正當競爭等知識產權法律事務，擅長處理知識產權、投資、貿易以及金融等方面的法律事務以及相關的訴訟業務。

專業經驗：

1991年至1995年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法制處、商標廣告監督管理處工作，負責工商行政管理執法監督、立法調研，商標管理，查處商標侵權行為，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廣告管理等工作。后進入北京市商標事務所工作，任該所副所長。在該所期間，代理了大量商標申請案件和商標爭議、侵權案件。

1998年5月加入集佳專利商標事務所。加入集佳以后，代理了一批國內外知名企業的知識產權業務， 積累了豐富的辦案經驗，出席了一系列的國際知識產權研討會和交流會，與國際同行及知識產權的專家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對國內外的知識產權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掌握了豐富的國內外知識產權理論和實際操作經驗。

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論文《中國企業的專利危機與對策》、《如何在中國保護商標權》、《商標馬德里國際注冊的利弊與對策》等十多篇。與他人合著《商標指南》，主編《商標專利代理》、《中國律師辦案實錄》（專利商標卷）、《知識產權戰略與實務》等書。

社會活動：

國際商標協會

中國律師協會

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

FICPI、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會員

教育背景：

1991年　北京大學法學院 法學碩士

1988年　西南政法大學 法學學士

工作語言：

中文, 英文　

人物小結：

于澤輝，律師，商標代理人，高級經濟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現任北京集佳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是中國律師協會、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國際商標協會、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會員。

1988年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199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獲民法學碩士學位。1994年取得律師執業資格，1996年取得商標代理人資格，1997年被授予高級經濟師職稱。

1991-1994年，先后任職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法制處、商標廣告監督管理處、研究室，1995年進入北京市商標事務所工作，1998年加入集佳專利商標事務所。代理了大量國內外知識產權案件，積累了豐富的辦案經驗。在十年的知識產權律師生涯中，出席了一系列的國際知識產權研討會和交流會，與國際同行及知識產權的專家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對國內外的知識產權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掌握了豐富的國內外知識產權理論和實際操作經驗。2001年，受邀出席美國佛羅里達州最大的律師事務所--貝克·包利考夫律師事務所舉辦的中國法律論壇，并在該論壇上做了題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演講，受到了美國同行及商界的好評。2002年下半年，赴美國紐約知名的知識產權律師事務所--摩根·菲尼根律師事務所訪問學習，加強了對美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研究。 

于澤輝：集佳的路還很長

初訪于澤輝，其境其人,可謂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與很多律所主任的豪華辦公室不同，于澤輝的辦公室簡單得近乎簡陋，大摞大摞的材料整齊地碼在各個角落，乍一看去，倒是很像大學教授的書房；黃色的家具明顯有著上世紀80年代的風格，陽光照下來，油漆層亮閃閃地發著光，既沒有辦公室內常見的紅木色的華貴，也沒有原木色刻意裝飾出的自然。甚至，于澤輝辦公室中用于招待客人的也不是茶幾，而是一個笨重的辦公桌，桌上隨意擺放的各種筆和各色稿紙，隱約帶著“無公事，莫閑談”的婉謝。

同樣，與很多善于粲花妙舌的名所主任不同，于澤輝謙虛有禮中，帶著淡淡的疏離感，不喜侃侃而談，話極少，簡明扼要，習慣用“是”和“不是”回答問題，“若不是從事知識產權法律服務，我這個不喜與人打交道的性子，實在是不適合做律師的。”于澤輝說。

縱使百般不似，于澤輝確實是一名律師，而且確實是一名很成功的律師。他所創辦的北京市集佳律師事務所和集佳知識產權代理公司，擁有140余名專利代理人和200余名專利工程師，70余名知識產權律師，其中“海歸”40余名，博士30余名。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里，集佳所僅知識產權訴訟案件就代理了200余件，專利申請1萬9千余件，商標申請2萬7千余件，數量和質量列全國律所榜首，年收入也數年穩定在全國律所前十之列。

“知識產權法律服務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法律中的理科，而我們則是律師中的技術工種。現在，我國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市場尚未飽和，中國律師在國際市場上也逐漸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集佳所的經驗可以復制，我會提供各種支持，希望更多律師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找到自己的作用和價值。”這是接受采訪中，于澤輝說得最長的一段話。

培養你的客戶

于澤輝是中國第一批知識產權律師，可謂“白手起家”。這種“白手”，不僅是沒有經驗可循，沒有前輩可依，更沒有客戶可找。

回顧當初，能有機會專門從事知識產權法律服務，于澤輝認為是種偶然。自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畢業后，于澤輝被分配至北京市工商局，作為工商局當年招收的僅有的兩名法學碩士之一，專門從事商標打假工作。1998年，于澤輝的工作異常繁忙，大規模的商標打假專項行動讓他看到了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走向，“在北京市工商局，我只能被動地提供服務，而不能主動引導服務。”于是，他“下海”了。

作為北京市工商局的重點培養對象，于澤輝的離開并沒有那么容易，有領導聲稱，只有在局里干滿五年才放他離開，否則檔案和戶口一概丟出去。但不善表達的于澤輝有一種“認死理”的倔強，看準了，就一定要去做。

離開北京市工商局的于澤輝創辦了集佳所，雖然他看得準，出手早，但那時，集佳所并不是第一個從事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律所，國內幾家從國營所轉為合伙制的律所，在這個方面已經很有名了，并且規模遠超當時只有十幾人的集佳所，集佳所的生存狀態并不是很好。這時，于澤輝提出了一個律所發展戰略——培養你的客戶。

確實，雖然其他律所的業務比集佳所多，但這種業務具有一定的隨機性。“知識產權究竟是什么，很多中國企業根本無從回答，只靠天吃飯是不行的，如果客戶對他們所需要的法律服務不清楚，那我們就必須教會他們。”

2000年，集佳所培養客戶的戰略布局開始了。律師們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穿著西裝、抱著宣傳冊在CBD分發，和保險推銷員與房地產中介公司人員站在一塊，相映成趣。這種看似自跌身價的宣傳方式實屬無奈，在今天，許多企業都設有法律風險防控部門，要找負責知識產權的部門領導，一個電話就可以了，就算沒有，CLO總是可以找的，再不濟，每個企業至少會有負責法律方面的主管領導。而那時，企業自身的架構也剛起步，“若隨意找個領導和他講知識產權，十有八九沒人耐心地聽下去”。

當“知識產權”和“集佳所”的連接開始成為北京商圈中的思維定式，于澤輝帶領的律師團隊就開始“上門服務”了。他們聯系到了各大公司的負責人，為高管免費培訓，介紹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以及集佳所可以提供的各種相關服務，并通過這些公司負責人的認可和聯系，為更多的公司做免費培訓。所內有律師打趣說，自己的工作和當時很流行的化妝品直銷有異曲同工之妙——“向一位顧客提供更多的產品，把一種產品推向更多的顧客”。

但知識產權畢竟不是化妝品，它的價值和技術含量對當時的中國企業來說非常新鮮，在集佳所的免費培訓過程中，從未遇到過企業不理不睬的情況，乃至被拒之門外的窘境。比起其他穿西裝打領帶的服務行業，集佳所的律師也是從那時起第一次正視了自己的身份。

“當時講知識產權，客戶最容易接受商標，專利接受得慢一些，這種情況現在也差不多。”于澤輝補充了一句，似乎對集佳所培訓客戶的結果不是很滿意。事實上，這種培訓結果的產生和中國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有很大的關系，但無論如何，將知識產權意識灌輸給潛在客戶的戰略確實取得了成功。經過十余年的發展，當年那些頗有知名度的知識產權律所，有的已經放棄了這塊業務，有的甚至已經關門大吉，唯有集佳所，以十幾人的黑馬之勢發展到如今。

經過五年的沉潛布局，自2005年開始，集佳所的業務量開始成倍增長，而這種為企業培訓的傳統卻沒有因業務量的劇增而放松。在中國企業普遍遭遇“三三七”調查的時候，集佳所為中國部分五百強公司高管所做的培訓，至今被他們視為經典。這種培養客戶，不斷更新知識，帶動客戶一起成長的戰略，成為集佳所的立所根基。

從“要活兒”到“揚眉”

雖然逐步占領了國內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市場的大半江山，集佳所在中國依舊是一個靜悄悄的存在。這或許是和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特殊性有關，傳統的民商事律師和他們搭不上話，使得集佳所影影綽綽，似在律師圈里，又似在律師圈外。這或許是和于澤輝的性格有關，鉆研業務不好交際的性子，使得整個集佳所都被感染。這種隱而不發的狀態，來源于集佳所在國際市場上的“受辱”，而待到可以“雪恥”之時，集佳人卻也沒有了雄赳赳氣昂昂的心情，他們已經看淡了，放下了，從容了。

知識產權律師只能掌控自己的專業水平，卻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深刻影響著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這一點，于澤輝比誰都有感觸。

21世紀初期，集佳所發展到50余人，在中國的專業所中，已經是具有相當規模的了。當時，隨著國家對私營企業的重視，中國私企開始迅速發展，從簡單的加工代工，轉變為建立本土品牌。中國加入WTO后，關稅壁壘被打開，中國企業與海外市場互動頻繁，集佳所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好時機，也是在這時，于澤輝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為向世界先進水平學習，于澤輝開始訪問國外知識產權大所，他發現，在國內已算個中翹楚的50余人的集佳所，在國外根本不值一提，幾百人的知識產權律所非常常見，而且律所的業務和管理，都讓集佳所難以望其項背。如果說集佳所和外所的差距只是讓于澤輝心生羨慕，暗中學習，國外知識產權律師的態度則讓公認好脾氣的他難以忍受。

“很多外企到中國謀求發展，外所通過代理，將其在中國的知識產權的申報和訴訟交由中國律所來做，可以說，是人家委托我們工作。中國知識產權律師在他們眼里，是跟在他們屁股后面要活兒干的。”于澤輝說。

這種對中國知識產權律師的輕視，雖沒有出現在國外律師的話語里，卻刻在了英國律師抿起的嘴角上、美國律師揚起的笑容上、德國律師皺起的眉毛上乃至日本律師稍轉即逝的眼神上。這種輕視，更像一把刀刻在于澤輝的心里，讓他在時過境遷后，說起當時的語氣依然很重。

受到刺激的于澤輝回國后開始變革，一方面他更加抓緊了所內律師的專業培訓和國際交流，另一方面，他重新改造了合伙體制，建立起了緊密結合型的合伙人制度，合伙人規模也從最初的兩個人在改制的第一年就擴大到8人。同時，于澤輝以個人具備的良好條件，加入了在歐洲成立的，已有100年歷史的國際性知識產權律師組織──FICP。

該組織是國際上知識產權律師眼中很有威望的組織，入會要求極為嚴格，必須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三名會員推薦，全體會員審核之后方有資格加入，在全世界，其會員僅有2000余人。

就在于澤輝“練內功”的時間里，外部的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金融危機的到來，使得很多國家的經濟大受影響，連帶著外所的狀況每況愈下，連續三年營業額都呈負增長的態勢，乃至像菲尼根?漢德森這樣的百年老所也宣告解體。然而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遠小于歐美各國，國內市場基本穩定，集佳所的年收入依然持續增長。

另外一方面，我國“走出去”戰略進入加速實施的階段，國家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加大信貸、保險外匯等支持力度，加強對“走出去”企業的引導和協調。

在此期間，在國際市場上，于澤輝帶領的集佳所，不但以專業能力和發展速度贏得了外國同行的尊重，更是第一次完成了從乙方到甲方的身份轉變。“我們不再是要活兒干的了，而是給外國同行們派活兒干的了。”于澤輝告訴《方圓律政》記者，集佳所已經與很多國外律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能夠確保中國企業走到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集佳所信任并與之建立良好合作關系的外所提供服務。

截至2011年底，集佳所已與100余家美國律師事務所、100余家歐洲知識產權律師事務所、90余家日本知識產權事務所以及30余家韓國律師事務所建立了合作關系，在南美、非洲等地區，也不斷有集佳所的合作伙伴陸續加入。

集佳所不但贏得了外國同行的尊重，更贏得了外國客戶的尊重，每次海外考察或是研修期間，總有人操著不同的語言和于澤輝打招呼，稱自己所在公司是集佳所的客戶，雖然每次于澤輝都會與之禮貌地聊上幾句，但“所里客戶太多，我真記不得了，有很多項目都是合伙人告知我之后，其他的事項就不用我操心，所以如果他們不說，我也不記得我們還有這個公司的客戶。僅世界五百強企業中，就有幾十家由我們提供常年法律顧問服務”。

在國際市場上，集佳所在知識產權領域的絕對優勢，不亞于在跨國投資并購領域的金杜所，于澤輝感嘆這似乎有點墻里開花墻外香的味道，這也讓他開始回過頭來，重新直視中國知識產權市場與中國律師業。

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明天

“與傳統律師業務相比，知識產權有點‘偏’，它強調律師的理工背景，更善于用數據而非法條說話。但是，中國知識產權市場還未飽和，而且還可深挖，從事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律師的道路會走得寬闊而久遠。”于澤輝說。

世界經濟的每一次繁榮和新產業的興起，各發達國家經濟的強盛，都與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下的技術創新分不開。全世界已有170多個國家實行了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加強和完善是國際潮流，這是因為在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時代，市場競爭是知識產權的競爭。

知識產權競爭提供了一個龐大的法律服務市場。中國知識產權市場尚未飽和，這在集佳所中就能找到佐證。每年，集佳所的知識產權案件都在增長，這種增長已成倍超出律所人員的增長。

中國知識產權市場還可深挖，也能找到線索。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已進入中國的大約有400家。在過去的10多年里，跨國公司向中國申請的專利多數是現在迅猛發展的一些產業的核心技術，其戰略布局相當超前。而目前，我國知識產權仍處在初步發展階段，我國在知識產權競爭能力上，特別是在參與國際競爭的自主知識產權的數量和質量上，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巨大。從專利來看，美、日等發達國家在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等關鍵技術領域占據絕對優勢，大約占全球這些領域專利總量的90%。而我國大多數企業對知識產權的理解，僅停留在商標上。

但就目前看來，中國似乎并未承擔到多少漠視知識產權的后果。據中國商業法研究會企業法律風險研究所統計，2011年，我國企業因法律風險防范不足遭受的損失中，僅有不到5%來自于知識產權。“這種情況也源于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不夠，違規企業幾乎不用承擔侵權后果的狀況。但保護力度不夠只是本階段的一個問題，隨著中國市場的規范，問題終會被解決。因此，未來留給知識產權律師的空間也更大。”于澤輝說。

以集佳所為根據地，培養出一批高水準的知識產權律師，是于澤輝的“新年愿望”。

從事知識產權服務，本就對律師要求很高，而每吸納和培養一名律師，對律所的要求則更高。這些律師的理工背景是最基本的條件，翻開卷宗，律師們所書寫的并不是案件過程、證據材料或是企業構架，而是各種方程和專門術語。擁有這些背景并不足夠，為讓新入行的律師更快成長，集佳所團隊合作、及時溝通的方法簡單有效。

不同于任何一家律所，集佳所的合伙人不是在單獨的辦公室里辦公，他們和律師們一樣坐在大平臺上，有疑問就立刻起身召開短暫的團隊會議。律所必須將律師的專業背景和法律思維結合，通過大量案例使律師走向成熟。這一階段，通常需要3-4年的時間。

自2012年起，于澤輝同步要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將自己多年的經驗梳理起來，形成系統，與國家知識產權局作更深刻的交流，推動中國知識產權戰略的發展。

“成熟的知識產權戰略，一定是一種可以趨利避害的中性博弈工具，我國目前尚缺乏一個整體的知識產權戰略系統。我和集佳所既已發展如此，當對社會有所貢獻。”于澤輝說，“如果這份工作有所成果，對我來說，比再建一個集佳所更感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