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擁軍-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副院長介紹

人物小結：

王擁軍，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現任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副院長，北京腦血管病搶救治療中心主任；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預防醫學會卒中預防與控制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神經內科醫師分會副會長；世界卒中組織理事，美國心臟病學會卒中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卒中雜志》主編，《Stroke》雜志國際編委。長期從事腦血管病研究。

自1994年開始頸動脈粥樣硬化的研究，完成了頸動脈粥樣硬化客觀定量評價。

1998年發起并組織了北京神經病學學術沙龍，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腦血管病臨床指南。2001年建立了國內第一家標準化卒中單元。2002-2005年完成了“北京市組織化卒中防治系統”的研究，在全國展開衛生部中國卒中中心培訓項目的研究及實施。

2006年以來重點從事腦血管病轉化醫學和腦血管病醫療質量促進，主持科技部、教育部、“973”重大項目；主持成立衛生部腦血管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啟動腦血管病診療技術規范化應用“金橋工程”。

近5年來在國際著名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篇。至今，解決的重大關鍵問題或取得的創新性成果5項，其中國家級科技進步獎1項、省部級科技進步獎4項。榮獲首都十大健康衛士、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個人、衛生部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等榮譽稱號，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2011年入選北京市衛生系統高層次衛生技術人才領軍人才，北京市科委科技北京百名領軍人才，獲吳階平-保羅?楊森醫學藥學獎。

一份學科建設的規劃，使他在眾多優秀者中勝出。11年來，王擁軍實現了當初的諾言，神經內科完成了從平凡到杰出的轉變，創造了中國卒中防治領域的多項重要成就。他和他的團隊，還在攀登。

個人履歷：
　　王擁軍，男，1962年9月2日出生，漢族，中共黨員。

1982年8月畢業于河北醫學院醫療系畢業；

1989年畢業于首都醫科大學神經病學專業；

1999年-2000年美國阿肯色醫科大學博士后研究；

學術職務：

全國青聯委員；中華醫學會神經科分會委員；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秘書；北京神經科學學會理事；北京神經病學學術沙龍主席；《世界醫學雜志》執行主編；《腦血管疾病雜志》副主編；《中華內科雜志》、《中華老年心腦血管病雜志》、《中國臨床神經科學》、《中國綜合臨床醫學》、《中國全科醫學雜志》、《國外醫學腦血管病分冊》等多種期刊編委；美國心臟病學會中風專家委員會(AHA Stroke Council)委員；美國國立卒中學會(National Stroke Association)委員。

專業特長：

神經病學及腦血管疾病的治療于1986年在國內首次發現并報道了線粒體肌病，在國內最早研究腦血管病內皮損害的生化標志，同時參加我國第一株刺激型抗血小板單克隆抗體XW1作用機制的研究，發現了一個全新的血小板活化的途徑。 1990年，建立了過氧化體病生化診斷的標準化方法，發現了國內例數最大的一組腎上腺腦白質營養不良。建立了中國第一家標準卒中單元，發起建立中國卒中中心建設項目，并擔任中國卒中中心建設項目專家認證委員會主席。

北京天壇醫院副院長王擁軍：技術創新在醫療領域的運用

王擁軍：謝謝主席先生對我的介紹，非常高興有機會在這里和大家溝通一下學習體會，也非常感謝會議的邀請，因為我曾經是這里不合格的學生，站在這個地方誠惶誠恐。按照大會的要求，給大家介紹一下從醫院角度，從醫院管理和臨床醫生角度看看技術創新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剛才飛利浦的徐先生介紹了新技術，我想大家非常理解新技術對醫療帶來的變化和作用。醫學每一步變化，都伴隨著新技術，新技術對醫療模式的改變帶來基礎。

說到新技術，大家不得不關注這今年生物醫學領域最大的一條新聞，可以說是今年最大的技術突破。2010年5月21日美國馬里蘭有一個全世界爆炸的新聞，Venter創造了第一個人造生命，合成一個全新的基因組，把這個基因組合成到人工造的細胞膜內，形成一個合成生命Synthia，英國BBC采訪他，說他是二號上帝，上帝創造人類，他創造新的生命。

他說，我們現在的研究和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是一樣的。這位先生在整個醫學領域，尤其是最近十年醫學領域為醫療實驗做出巨大的改變，他不是醫生，也不是政府資助的科學家，他是民間的科學家。2001年，他曾經和另外一位科學家創造過醫學上另外一個奇跡，就是第一次公布了人類基因組計劃。這是01年，（考里斯）是美國（艾艾士）國家人類基因組中心的主任。

Venter先生自己組建了一個研究所，兩個人一個靠政府的錢，一個靠市場經濟，同時公布了人類基因組計劃。2010年人類基因組計劃，這是當時公布時，克林頓非常偏向（考里斯），Venter在旁邊受了冷落，他沒有花政府的錢，帶來的效果是一樣的。為什么講新技術要先講這樣的東西？我們看看最近十年臨床醫學的改變和基因組聯系在一起。

在基因組時代之后，我們醫療的實踐方式開始進入系統生物學的方式，就是各種組學驅動的醫療。著種組學驅動的醫療大家知道非常多的、新的醫療上的名詞，像基因組、表觀基因組、蛋白組、代謝組，所有的新詞后面都有一個共同的詞匯OMICS。OMICS之后，我們整個醫療就開始出現OMICS驅動的醫療模式，這個醫療模式可以說和過去任何時代的醫療是不一樣的。醫學面臨創新技術下的新臨床實踐的方式。

在這種方式下，我們的醫學從傳統的群眾醫學進入所謂個體化醫學。過去吃藥的時候我們用飛利浦的機器查到有腦瘤，之前我用禮來的抗癌藥物來治療腦瘤，但現在在治療之后要有一個基因組的檢查。我們知道攜帶哪個基因之后選擇哪個藥。從開始為大家介紹創新的東西到底對我們的醫療方式帶來什么樣的變化？大家覺得這可能離醫療很遠，實際上上非常近。

2010年3月12日美國FDA在第一個臨床血管藥物說明書上打上一個黑色的標簽，這個標簽就是用了藥物基因組學。這個藥物基因組學，一個藥物叫玻利維，美國未來在用前必須要有藥物基因組檢查，否則有20%的人對此是抵抗的，因為有一個CYP2C19帶來對藥物的抵抗，這就是新技術帶來的變化。

可以說在過去10年到20年間，創新技術帶給醫療帶來的變化，一類是分子學技術帶來的變化，這種變化潛移默化，可能很多醫院管理者目前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醫院的院長可能認識到另外一個變化就是影像學，就是飛利浦的技術。在過去100年間，影像學技術的發展對醫學影響，至少獲得5次諾貝爾獎。影像學的第一次是1895年，拍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X線的照片，醫生開始拜托完全靠聽診器的生活。1901年，6年之后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79年一個美國和一個英國人，他們發明了CT。之后，進入磁共振時代，磁共振至少獲得三次諾貝爾獎，1952年、1991年、2003年，五次諾貝爾獎，從另外一個技術主線把醫學帶入另外一個時代。醫學在過去100年的進步，主要是兩個技術創新，一條技術創新是分子技術，一條是影像技術。

這兩個創新，帶給臨床是什么變化呢？主要是實踐模式的變遷。過去100年，經過四個時期的變遷。1993年，醫學都是經驗醫學時期，和中國醫院管理一樣，基本是經驗性管理。經驗醫學時期更多靠我們的感覺，靠對老百姓的感情，靠對國家的感情。1993年進入早期循證醫學時期，我們有了研究，循證學時期開始講證據。

這個時期不到10年，2001年開始進入分層醫學，來自分子和影像的進步。同樣是腫瘤，有的腫瘤表現的是一個影像，另外一個腫瘤表現另外一個影像。分層，很快進入所謂個體醫學時期。醫學每一步的力量實踐，都來自于技術，大多數院長理解的還是物質學，包括影像、臨床實驗技術、分子技術、系統生物學技術。

實際上從技術的概念來講，作為創新技術的概念是兩類，大家學管理的時候學過，一類技術是物質技術，我們說生產力技術。還有一類在中國最缺乏的技術，是系統技術。今天我給大家介紹的是我們醫院管理中，更多院長喜歡買更多的設備、喜歡用新的硬件的東西，但是對醫學推動更大的一塊是系統技術。系統技術在中國可能比硬件技術對目前國際的距離更大。

今天我們從系統技術看一下對臨床質量的管理。臨床質量的提高，是我們臨床實踐要面臨的第一個問題。首先，臨床質量提高的根本出發點是把指南性的東西變成臨床實踐，在任何國家，這兩者間都存在著巨大的GAP，這個GAP的多和少，決定這個國家的醫療水平。但我們國家現在很少用這個標準判斷管理質量，我們的管理者還是希望用自費藥的比例、用病例的合格率，甲級病例率去判斷質量。

這時候要想把指南變成實踐，要跨越大概七個過程，管理學叫7A。從質量管理，就是充填鴻溝的問題。這就是靠質量改進理論，這需要靠CQI、TQM、六西格瑪等。

我們要想做好醫療管理創新技術首先要回答三個問題，第一是改進什么東西，我本身是做腦血管病，對中國腦血管病我們要改變什么樣的步驟？改進什么樣的醫療指標？我們要找到國家醫療質量指標的KPI，這個目前國家還沒有。第二是用什么戰略，第三是用什么行動。醫療質量改進的過程，應該選擇KPI，再通過我們一些技術繼續下去。

我希望有管理的人可以參與醫療質量改進的系統研究。這是美國關于醫療質量改進的體系，一個是跟著指南走的項目，采用管理PDCA的循環模式做的醫療質量改進。另外是美國的神經科按績效付費的模式，改變了如何使用創新技術。三是認證方式，還有一個是國家登記方式。這些都是應該關注的創新技術，創新技術不僅是硬件，有的時候很多是軟件。

大家看這美國的KPI，非常簡單，10項，有的病10個，有的只有5個。

我們為大家介紹其中一個GWTG模式，這個模式是通過登記來找到每個醫院醫療質量的差距然后進行改進，之前進行網絡登記。每一家醫院要參與這個質量改進，要先做網絡登記，最好的是基于電子病例系統。登記之后，采用管理學學過的PDCA的模式，自我循環、自我評價、自我改進，每個季度循環一次，每年循環四次，之后改進他的醫療質量。

每年結束的時候對全國的醫院平行，這是今年1月份對09年美國國家醫院的排行，盡管不是政府排的，是美國借用一個中介醫藥質量公司做的。現在在中國，所有的醫療質量都靠衛生局，我們沒有一個能協助醫院做的商業公司，這是我們醫療質量面臨的很大問題。政府，永遠是外行領導醫院。

美國請這個公司做，這個公司每年公布，09年公布228家醫院金牌，績效指標達到90%。達到80%是銀牌醫院，達到70%是銅牌醫院。對美國醫療質量的改進帶來什么變化呢？這是美國整個參與的醫院，遍布整個美國醫院的1/3，納入病人超過100萬人群，這100萬人群是美國腦血管30%。美國腦血管病在這種所謂的管理體系創新下，腦血管的死亡率在過去10年間下降20%。中國腦血管病現在每年和GDP速度增加一樣，每年遞增10%。這是KPI指標在五年間的變化。

今年，美國設計了門診項目，也就是和中國一樣，我們門診和住院管理不一樣。

今天從創新技術上講，作為院長關心的是兩個方面，我們很容易理解從買硬件的角度，硬件對醫療質量的提高是臺階的提高，但換個技術，對醫療質量的提高是飛躍。但國內很多醫院只關心硬件關系，比關心軟件更多。

需要提醒，并不是所有的技術都是好技術，像激光打孔技術，每臺機器好幾百萬，結果認為是對人體有害的技術。這個技術為什么有害？因為評價的時候沒有進行循證醫學的評價。

我有五個心得，一是技術創新可以帶來醫療水平的跨越式發展，也可以從根本上帶來醫療模式的轉變。二是捕獲創新技術可以提高醫療服務能力，帶動醫院學科水平。三是醫院管理中不僅重視硬件技術，還要重視軟件技術。四是并不是所有的技術都是好技術。五是創新技術引進一定要依賴于科學，否則可能帶來醫療資源極大浪費也對病人帶來災難，還要依靠專業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