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英-天津財經大學黨委書記介紹

王玉英：我的同學我的班

天津財經大學黨委書記、財政7704班同學王玉英說：“我經常做一個夢。夢中30年前的那個冬天陽光燦爛，那時的我們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天真、稚嫩。1977年的那個冬天，我和一群同我一樣的青年走進了考場。那個冬天成了我的起點，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起點。這個起點改變了我，也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道路。”     　

重啟高考之門

32年前那場不同尋常的考試，使一大批知識青年的命運軌跡從此改變，從那個涌動著春意的冬天開始,中國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年份。這年秋天，在鄧小平的倡導下，國家決定恢復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一度中止了11年的全國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終于恢復，中國教育重新迎來陽光明媚的春天。從農村到城市、從內地到邊疆，從工廠車間、從田間地頭、從街道里巷，人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自此，一個國家的光明前途仿佛在一夜之間被重新點亮，一代青年沉積多年的強烈求知愿望仿佛頃刻間被激活。

在迎來新中國60周年之際，我們將目光回望32年，聚焦那些恢復高考后首批77級考生，他們是從全國570萬名考生中脫穎而出的幸運兒———在高考之門關閉了11年之后，1977年12月，全國每23個考生中就有一個如愿以償。通過這些昔日天之驕子們的講述，共同銘記那段難忘的歷史。

高考大事記

1977年，當年天津市有6萬多人報考大學，共有4600多人被高等學校錄取，招生錄取比例不足10% 。2009年，天津市普通高校招生錄取比例達到79%。

1977年，高考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命題。天津市文理兩類都考政治、語文、數學。此外，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

1991年，天津市高中開始實行畢業會考制度，當年的英語科目實行標準化考試，政治、化學、歷史、地理等4科實行分卷分試。

1998年，天津市考生全部參加“3+2”形式的全國統一文化考試，即統考語文、數學、英語，兩門專業課由各招生校自定。

2002年，天津市實行高考科目改革，高考科目設置為“３＋文科綜合/理科綜合”。

2004年，作為首批試點地區，天津市高考實行高考自主命題。

2009年，天津市實行高考綜合改革，首次打破一考定終身。

流行語

老三屆：“老三屆”是中國現代社會中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群體，是指出生于1950年前后，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屆初中、高中畢業生。這三年的畢業生作為“知識青年”的主體“上山下鄉”。“老三屆”的下鄉，基本都是到了邊疆。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可以說，“老三屆”的通體都烙著共和國前行的印記，也留下了難忘的時代精神。1977年恢復高考時，“老三屆”們已經超過報考年齡，但鑒于其被“文革”耽誤，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許參加高考。

新三屆：“新三屆”原是指1969年—1971年的高中畢業生。1977年恢復高考后專指77級、78級、79級大學生，以區別于“文革”期間66、67、68級“老三屆”學生。“新三屆”的命運，也因高考而改變。如今，“新三屆”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也是經濟文化生活中的主流群體，他們求學、就讀、工作、成長的生活經歷，反映中國社會生活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遷。

回首30年前的那場高考，天津財經大學黨委書記、財政7704班同學王玉英的話似乎表達了77級所有大學生的共同心聲：恢復高考，是新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重要拐點，這不僅僅使77級這一代人的命運在隨之改變，更是祖國從一種動蕩回歸到理性的重要標志之一。作為受益者、見證人，我們感到慶幸，這是民族的幸事，其社會意義、政治意義深邃。作為11年淘出的精品，77級大學生忠誠、可靠、重感情，他們耕耘在祖國的各條戰線，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筑牢基石。

王玉英說：“我經常做一個夢。夢中30年前的那個冬天陽光燦爛，那時的我們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天真、稚嫩。1977年的那個冬天，我和一群同我一樣的青年走進了考場。那個冬天成了我的起點，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起點。這個起點改變了我，也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道路。”

1977年的歲末，王玉英參加了那年冬天的高考，考入天津財經學院——現在的天津財經大學。也就是這一次考試改變了她的一生。“當時參加高考，沒有父母的接送和在考場外的焦急等待，沒有擔心，有的只是興奮。”王玉英清楚地記得她選的1977年天津的高考作文題是《宏偉的目標鼓舞著我》。

“那次高考，無需回憶，因為永遠不會忘記，只要閉目就會躍然而出，總有一股激情涌現在腦海。”“那一年的冬天雖然寒冷，窗外飄著雪花，我站在雪地里等待著通知書的到來，沒有感到一絲的寒冷，感覺到的卻是這一個冬天的陽光是那樣燦爛。”對她來說，1977年最大的快樂莫過于接到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王玉英說，回首當年，同學們感觸最深的就是當時濃厚的學習空氣和團結互助的氛圍，使用頻率最多的詞匯就是“幸運”、“轉折”。當時班里學生年齡差距較大，既有“老三屆”高中生，也有剛畢業不久的初中生，所以每個人的知識基礎也有很大差距。30多年前的大學生活條件雖然不如現在，但同學們依然很快樂，學習勁頭特別足，像海綿吸水似的，一星期能讀十幾本書，真是“如饑似渴”。那時候，我們班的同學往往一星期內要惡補十多本書，但大家絲毫不以為苦。

只有失去過才更懂得珍惜，我們共同的迫切心愿，就是要抓緊這難得的學習機會盡可能多地汲取知識，充實自己。30多年過去了，今天當我們重新坐在一起盤點人生成就，無不深深感激那段苦讀的日子。

王玉英說，天津財經大學如今的校園面積是30年前的10倍，學生人數是30年前的20倍。伴隨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招，天津市高等教育本專科在校生規模大幅度增長，1999年—2004年期間，在校生數年均增長在27.33%以上。目前，本市有本科院校19所、高職院校26所，在校生規模超過42萬人。

王玉英感慨地說，3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莘莘學子、同窗好友如今已經成長為著名學者、教授、編輯、企業家、國家公務員。經過那一段艱難而有意義的社會鍛煉和寶貴的四年大學學習，我們財政7704班當年的49名同學，在人生的舞臺，在各行各業中展示著自己的才智，但無論做什么，大家的“1977情結”，就像一壇醇香的美酒，越存越濃，越久越芬芳。

“雙證生”保持幸福紀錄

“大學四年，畢業證、結婚證都沒耽誤，這五對堪稱是財院最早一批‘雙證生’了。”后來，大家又分別為這五對鴛鴦冠以新名：最浪漫的一對，最含蓄的一對，最傳奇的一對，最不可思議的一對和最有“資本”的一對(都是《資本論》學習小組成員)。

臨近畢業，班里有5對戀人相繼曝光。許多同學都被這個消息“雷”倒了——每天朝夕相處，共同學習生活怎么就沒看出一點端倪？！更何況這五位女主人公中，既有自己每天同進同出的室友，又有曾與自己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同班的閨中密友。即使在30年后，王玉英每提起這件事還連連感嘆“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學習是我們愛情的媒人，收獲愛情是共同學習之余的副產品。那時大家的勁頭都放在學習上，所以同學們只看到我們在學習，對我們的愛情視而不見。”現任天津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副總裁的谷文穎分析了她的保密心得。

也對，7704班的5對“地下戀人”都是在學習中建立的感情。杜志強和黃菊珊同為《資本論》學習小組成員。每次討論他們之間的爭論最為激烈，在唇槍舌劍中積累了深厚的感情。

現任天津市財政局總會計師的陳慶和對妻子劉健的追求是從提問開始的，“劉健她學習好，有問題就向她求教，剛開始是真不會，后來嗎，就有點‘目的不純’了。”李煒光和刁志英也是在一次次自習中漸漸了解，但炙熱的感情表現得卻十分含蓄，從來不一起進教室，周末回家時他們也總是在校門外會合，回校時，也是早早在校門口分手，分別進校。

陳慶和與劉健是最早曝光的一對。畢業前半年的一個周末，這對戀人正在水上公園漫步，竟與同班同學劉植才不期而遇。兩個人很不好意思，一再懇求劉植才保守秘密，沒想到，小劉同學肚里裝不住事，第二天就做了信息發布。曝光后同學們不但沒有見怪，反而紛紛送上祝福。其他四對一看平安無事，也從“地下”轉入公開。1982年畢業后不久，五對戀人相繼領了結婚證，終成眷屬。

30多年后，同學們見面還不無風趣地說：“大學四年，畢業證、結婚證都沒耽誤，這五對堪稱是財院最早一批‘雙證生’了。”后來，大家又分別為這五對鴛鴦冠以新名：李煒光、刁志英最浪漫的一對，王維基、谷文穎最含蓄的一對，陳慶和、劉健最傳奇的一對，張廣泰、李如意最不可思議的一對和杜志強、黃菊珊最有“資本”的一對(都是《資本論》學習小組成員)。

據王玉英披露，7704班至今保持著一項幸福紀錄——產生了5對“鴛鴦”，而且幸福相伴30年。更加讓人欣慰的是7704班的下一代也喜結連理，陳慶和的女兒和周雄杰的兒子續寫上一代的幸福傳奇。

“打小抄”想都沒想

“那年考試的人特別多，40多人在一間教室里考試，考場‘打小抄’，想都沒想，考完也沒聽說有人作弊。考試結束后，沒有一個大聲說話的，大家都帶著神圣的表情離開考場。”

1977年的高考是中國歷史上最特別、最壯觀的一次高考。凡是參加過那次高考的人，都是一個偉大開端的見證人。唯一一次的冬季高考迎來的卻是春天的故事。應考者經歷五花八門，年齡差距大，不僅有許多兄弟、姐妹、師生同考的情況，更有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現象。7704班的同學們就是這樣，來自四面八方、各行各業。入學前他們是解放軍戰士、工人、售貨員、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民辦教師……

陳慶和對高考記憶猶新。他回憶說，“10月21日開始，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天津日報》等新聞媒體，都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那時我在工廠做團委工作，得知能夠參加高考的消息讓我激動不已，上大學可是我從小的夢呀。提到高考復習，我一輩子都感謝我的母校河西區105中學，開辦輔導班組織我們歷屆畢業生高考復習，老師們更是偉大，一分錢不要義務給我們做輔導。當時學習氣氛特別好，老師講，考生洗耳恭聽，認真做著筆記，十分虔誠。恢復高考這一決策激活了整個社會，使人們的生活方式為之一變，讀書的身影隨處可見，書店的長龍司空見慣。備考時是唐山大地震過后一年多，但臨時搭建的地震棚還沒全拆，幾個鐵哥們經常是擠在地震棚里復習。”

現任《城市快報》主任編輯的胡京晶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的高考作文題，《他像雷鋒同志那樣》、《宏偉的目標鼓舞著我》任選其一。胡京晶說，當時很多同學都選擇了《宏偉的目標鼓舞著我》這個題，“‘文革’中我們失去了求學機會，和祖國一道經歷了風雨和磨難。然而社會實踐的磨煉也鑄就了我們這代人特有的堅強意志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這個題目是大家的心聲，寫起來一氣呵成。”

1977年報名參加考試的全國考生達到了570萬人，出現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獨特景觀。即便競爭激烈，1977年的高考依然考紀嚴明、考風端正，考場絕少人想作弊，更沒有現在全家陪考的情形。“那年考試的人特別多，40多人在一間教室里考試，考場‘打小抄’，想都沒想，考完也沒聽說有人作弊。考試結束后，沒有一個大聲說話的，大家都帶著神圣的表情離開考場。”

胡京晶回憶說，“那時高考也不像現在這樣興師動眾，家里一切照常，早上自己騎車去考場，中午就在路邊匆匆吃兩口自己帶的干糧，邊吃邊復習，抓緊一切時間在考試之前多看幾道題。”

“惡補”全班齊上陣

雖然從高考中勝出，但大家的知識基礎參差不齊，有的甚至只讀過小學課程。為了縮小差距，班委會提出“不讓一個同學落隊”的口號，用“惡補”這個如今校園里的時尚詞匯，來形容30多年前同學們為盡快填補知識空白而忘我苦讀，則是非常貼切。

首批選拔進入高等學府的都是佼佼者，十年廢學，讓7704班學生的年齡相差懸殊，有稚氣未消的應屆畢業生，也有年逾而立的老三屆，有青春懵懂的翩翩少年，也有兒女繞膝的一家之長。但他們無一例外地一頭扎進知識的海洋，刻苦用功，拼命讀書。

雖然從高考中勝出，但大家的知識基礎參差不齊，有的甚至只讀過小學課程。為了縮小差距，班委會提出“不讓一個同學落隊”的口號，這句口號現在聽起來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在當時，要想實現這一目標難度卻不小。當時，全班同學中年齡最小的18歲，最大31歲。知識層次千差萬別，有的同學連立體幾何都沒學過，一部分77級大學生連英語最基本的ABC都沒學過。

用“惡補”這個如今校園里的時尚詞匯，來形容30多年前同學們為盡快填補知識空白而忘我苦讀，非常貼切。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時間來補習，許多學生全身心鉆進書本。數學和英語是同學們普遍感到難學的課程。于是，班級組成學習小組，四位老三屆的大哥大姐挺身而出給大家每天上輔導課。教室、圖書館成了7704班同學的根據地，教室、寢室的燈不到最后一刻不會熄滅。

財經類專業需要大量數學知識，班里數學基礎較好的周雄杰大哥便主動當起了全班的數學輔導老師，利用課余時間給大家補習數學。“記得有一陣子，每天完成了挖防空洞的勞動課后，周大哥就帶著一身泥土直奔教室，跳上講臺就給大家講微積分。”現任天津財經大學科研處處長的李煒光教授對當年的情景記憶深刻。

張鳳鳴入學前是村中學的數學老師，雖然鄉音濃重十分內向，但也成為三尺講臺的兼職教師。補習外語的工作則由李瑞婷大姐擔當，每天帶領大家從音標學起，背單詞、講語法，苦練英語發音……

只有失去才更懂得珍惜，7704班的同學往往一星期內要惡補十多本書，但大家絲毫不覺得苦。他們共同的迫切心愿，就是要抓緊這難得的學習機會盡可能多地汲取知識，充實自己。財政7704班額外給自己加的學習時間：每天晨讀半小時，晚飯前自習半小時，有時候還有晚讀時間30分鐘。沒有鈴聲，同學們也會來到教室，出勤率絕對100%。就這樣，經過一個學期，全班同學的數學和英語成績直線上升。

周雄杰說：“大學期間我們獲取的不僅僅是知識本身，最重要的是掌握了一種思維方式和駕馭知識的能力，以及那種積極向上的求知欲望，這是母校給予我們的最寶貴的饋贈。直到今天，這種精神依然激勵著我們不斷地充實、完善自己，讓我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揮出最大能量。”

爭論爭出 位教授

“我們那一屆學生更多的是主動探究。當遇到一些教材過于陳舊，對一些現實問題無法解決，總希望能討論出個究竟。所以我們會經常向老師提問甚至爭論。”據劉恩專回憶，當時有個同學在一次課上提了11個問題，由于提問要起立，那節課這位同學就一直沒有坐下。

“那時在學校，學術探討氛圍很濃，學生和老師因某一個觀點而爭論得面紅耳赤的情況時有發生。這是基于對知識的尊重，對真理的崇尚。面對知識與真理，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這也充分顯示了一種開明的師道。”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恩專教授說，遙想當年的大學生活，師生間的“爭論”是常被提及的關鍵詞。也正是因為勤于思考，熱衷提問，在7704班49名學生中日后產生了13位教授。

77級學生思想活躍、學習刻苦、善于思考，給改革開放初期的高校教學、科研工作帶來了嶄新的氣象。當時正處于一個空前的思想解放時期，中國高等教育亦處于前所未有的蓬勃狀態。各種思潮競相展現，各種學術活動此起彼伏，學生社團如雨后春筍，77級學生當然地處于校園思想舞臺的中心。

“跟現在大學生習慣被動接受不同，我們那一屆學生更多的是主動探究。當然這與個人經歷是分不開的，當年很多同學是帶著工作經歷進入大學校園的，有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在現實中遇到的很多問題，總希望能在理論學習中得到解決。當遇到一些教材過于陳舊，對一些現實問題無法解決時，總希望能討論出個究竟。所以我們會經常向老師提問甚至爭論。”據劉恩專回憶，當時有個同學在一次課上提了11個問題，由于提問要起立，那節課這位同學就一直沒有坐下。

談起那段學習生活，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武彥民教授說：“那時的大學生活簡單得很，許多現在流行的休閑娛樂方式過去都沒有，但我們仍覺得那段大學生活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打排球、籃球，還有棋類聯賽，每天精神抖擻地做課間操，課前還要唱一支歌。當年大家勞動的時候都特賣力氣，一干就是一天，中途誰也不回去歇著，干完活帶著一身泥土直奔教室上晚自習。討論就是我們的生活，同學和老師之間，同學和同學之間，總是在討論，在爭論。教學相長，真希望現在的孩子們也能多問我些問題，多思考些問題。”

3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莘莘學子很多已成為各條戰線的棟梁之才。那些愛爭論的“問題學生”大多活躍在學術領域，成為教授、博導，在高校中繼續著研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