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北京《財經》雜志社有限公司董事長介紹

個人簡介：

姓　　名：王波明

性　　別：男

民    族：漢

國    籍：中國

籍　　貫：北京

最高學歷：碩士

所屬行業：證券業

畢業院校：哥倫比亞大學

職　　務：總干事

工作單位：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

人物小結：

王波明，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金融專業，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學生之一，曾在美國紐約交易所任職。1987年回國后，積極推動、策劃并參與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創建。1990年代初，親自組織和實施了許多重大項目的投資，開創了多項投融資先例，是中國投資方面資深專家和經濟學家，現任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總干事、《證券市場周刊》《財經》社長。

王波明作為證券市場的早期主要推動人之一積極推動、策劃并參與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創建。作為曾經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經濟師，有人稱他為“華人圈里第一個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如今為人低調，這位股市的設計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經心的神態，悠然于幾大財經媒體。

重要事件：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慶等人共同執筆，寫成《關于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范化的政策建議》，這份“建議”又稱“中國證券市場的白皮書”。

1989年3月15日，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成立，簡稱聯辦，后來改名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隨后參與了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籌備設立，建立起STAQ（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為早期證券市場的運行規范、豐富品種、市場培育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2—1993年期間聯辦參與籌備設立中國證監會，標志著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規范、健康的軌道。

2009年11月22日，《財經》雜志新團隊的第一期雜志——第251期《財經》發行，這也是胡舒立團隊出走之后，《財經》雜志第一次由新采編團隊合作完成。在此期雜志中，總編輯王波明撰寫了新一期雜志社論《理念支撐下的堅持——致讀者》。

王波明：中國改革的路徑

今天討論的主題是“與巨人共舞”。我記得在我的學生時代有部電影叫做《與狼共舞》。中美關系正有些這樣的意味。至于將中美稱作“兩大巨人”的說法，我仍有所有保留。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就其人均收入而言還是個“侏儒”，在當前的210個國家中排名比一些非洲國家還落后。中國排在第93位，低于平均水平，遑論與美國相提并論。中國正處于工業初期的半途，而美國已邁入后工業化階段。生產力方面，中國僅為美國的10%。目前，我們的13億人口中仍有約8億農民。因此，我對使用G2（兩國集團）這一說法或稱中國為巨人都敬謝不敏。

中美比較的話題就說這么多了，現在我想談談中國的未來何去何從。在我看來，中國正進入國家建設、重塑國家和市場、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關鍵階段。這并不是說我們要從零開始。我們將吸取前車之鑒，分析現狀，沿著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向前推進中國。

我將通過回答以下四個問題來闡述我的觀點：

第一， 中國來自何處？

這一問題的答案將有助于厘清關于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若干迷思。

30年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160個國家中排名140，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當時我在一家工廠工作，年收入只有50美元。從食物到衣物等所有物品都是定量供應，中國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展開了經濟改革，此后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千年以來，中國的總GDP（aggregate GDP）基本上是一個平滑增長直線，但在過去30年，我們看到了一個拔地而起的增長曲線。就如前IMF副常務董事（MD）所言，這30年的經濟改革所創造的經濟成就為人類發現火后所未見。

我將以幾個數字來證明這一驚人的成就。

中國的GDP從1978年的約580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7萬億美元，增長了118倍。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總量的9.3%。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60美元增至2010年的4700美元，增幅近80倍。以定值美元（constant dollar）計算，增幅仍有30倍。

1980年，中國鋼產量為2700萬噸，現在則達到了8億噸，為當時近30倍。

我不會一直拿數字做文章，不然我可以說個沒完。我只是讓你們能借此管中窺豹，有點概念。

第二，鄧小平有何成就？

有些人看到這些驚人數字的時候可能會這樣問。

在我看來，鄧小平在過去30年基本上取得了三項成就：

1. 將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2. 通過建立民營企業確立了競爭機制。

3. 實施開放政策，從而令中國告別了封閉，融入世界。

這些成就推動中國走出欠發達狀態，走上了發展的康莊大道。

然而，中國的經濟、社會仍在轉型期。

第三，驚人的增長背后醞釀著什么危機？

盡管中國的經濟成就令世界稱羨，但我們在轉型期已經積累了很多問題。比如，經濟增長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制度建設不足，生產要素價格、匯率、利率還不是完全由市場決定。問題名單可以拉得很長。但是，我想重點強調我們所面臨的最困難、最復雜的三項挑戰。

頭號挑戰：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

中國2006年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96，而且一直在持續上升。今天的中國，41%的財富掌握在1%的家庭手中。這意味著我們的人民沒有公平地享受到改革的紅利。

二號挑戰：腐敗蔓延。

我必須指出這是我們最嚴重的社會病之一。近年來，政商勾結、權力尋租令腐敗問題愈演愈烈，它已經滲透到各級政府，買官賣官被當成一項投資，所牽涉金額巨大，動輒數千萬美元。腐敗破壞了道德風氣，擴大了收入差距，并動搖了社會根基。中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毒瘤必須清除。

三號挑戰，政府太大，國民總收入（GNI）中個人收入所占份額急劇下降。

經過30年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中國政府已經積累的巨大的財富。但這是以犧牲個人收入為代價的。從

1992年到2008年，全國收入中政府所占份額從15%增至21%，而個人收入份額則從69%跌至57%。換言之，人民和政府并沒能公平地分享增長紅利，政府分掉了最大的一杯羹。

而且，政府占了整個經濟的近一半。每年的增長驅動中，50%是由政府投資拉動的。社會和經濟都過度依賴政府。大政府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必須變革。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在經濟增長現階段所面臨的問題，與許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雷同。他們既有的增長模式阻礙了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在收入階梯上繼續爬升，超過4000美元。他們也經歷了長時間的經濟增長疲弱，社會沖突、對抗甚至是社會動蕩加劇。因此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避免陷入在發展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中國走向何方？

關于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有很多激烈的爭論。大家的共識是，中國在今后的30年必須展開超越狹義經濟領域的徹底改革，以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這一點我也認同。比起以“經濟改革”為重心的前30年，未來30年的任務將更加艱巨和富有挑戰，且風險巨大。在以下三個方面，我們需要立即采取行動：

1. 將一心致力于發展經濟的政府轉變為提供公共服務、建立公平市場規則的政府。

政府必須停止繼續同時扮演裁判和運動員的角色。應當將無所不能的政府削減至精簡的規模。

我始終認為，小的是美的。

應當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國有資產占整個經濟的約50%。這一點必須改變，否則市場信號就會被扭曲，民營企業會被擠出，中國的可持續性也將成為懸念。

2. 政治改革應納入議事日程。

缺少制衡導致中國今日的腐敗叢生。與我們的社會制度和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向適應的透明機制和問責制必須建立。此外，需要加強人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度。令人欣慰的是，在這一領域已經有一些實驗性的改革，并已經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一些嘗試。

3. 法律制度改革需要深化。

本質上，它要遏制公權保護私權。權力滋生腐敗，而絕對的權力滋生絕對的腐敗。中國的法律制度應當以保護社會上弱勢、易受損害的群體為宗旨。

社會缺少法治將使政府及其改革計劃的合法性和可信性蒙受質疑。

現在是采取行動的關鍵時刻。我們再不能坐視等閑，現在是打擊腐敗的時刻，是完善法律制度的時刻，是削減政府規模的時刻。如果們現在行動，將展創造無限可能性，令中國

在未來長時間持續發展，就如我們在之前30年所見到的那樣。

在結束前，我想引用查爾斯?狄更斯的一句話：“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希望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