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中國科學院院士介紹

人物小結

施一公，世界著名的家，美國雙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

曾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2007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華大學教授，2009年入選第一批“千人計劃”國家特聘專家，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獲2010年賽克勒國際生物物理學獎。2013年4月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2013年12月19日，施一公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個人履歷

1984年畢業于河南省實驗中學，并獲全國高中數學聯賽一等獎（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華大學；

1985-1989 　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學士；

1990-1995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分子生物物理學博士；

1995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博士后；

1996-1997　 美國史隆凱特林癌癥研究中心結構生物學實驗室，博士后；

1998-2001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助理教授；

2001-2003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終身）副教授；

2003-2008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終身）教授；

2007-2008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Warner-Lambert/Parke-Davis教授；

2008-至今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2013年4月25日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

2013年4月30日 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2013年12月19日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2013年9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宣布授予清華大學施一公教授2014年度愛明諾夫獎（Gregori Aminoff Prize）頒獎典禮將于2014年3月31日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舉行。

人物經歷

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鄭州，小郭莊。1972年，離開小郭莊，全家搬往20公里之外的駐馬店鎮。在駐馬店鎮住了整整八年，從1985年考入清華大學開始就基本沒有再長時間地回過河南。雖然駐馬店并非出生地和籍貫地，但從出生到18歲上大學，施一公有將近11年是在駐馬店地區度過的。

施一公的父親出生于浙江杭州，但長于江蘇、上海等地，后來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書。母親來自江蘇丹陽的呂城鎮。父母大學畢業后選擇到條件較為艱苦的河南工作。

施一公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母親畢業于北京礦業學院，施一公的名字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父母親給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為公”。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華生物系，成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復系后的首屆本科生。清華園里的施一公學習成績年年名列全年級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課程的同時，他還獲得了數學系的學士學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發展，他永遠充滿激情，永遠樂觀，永不服輸。在高中期間，他就練習長跑，練過的項目從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進入清華后，由于長跑隊只招收專業運動員，施一公便轉練競走，從5000米到1萬米。他還在校運動會上創下全校競走項目的紀錄。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學畢業五年后，這個紀錄才被打破。

施一公后來回憶道：“1萬米競走要繞操場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鈴，提醒你必須要堅持。這不僅是一個體育項目，還是意志品質的鍛煉，這種鍛煉讓我在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都受益匪淺。

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華大學生物系的本科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他們有一對兒女。

故土情結

施一公文章：我是河南人

我的家世比較復雜。在官方記錄上，我的籍貫是云南大姚，其實那里是我爺爺的出生地，至今我也沒去過一次。我父親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長于江蘇、上海等地，后來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書。我母親來自江蘇丹陽的呂城鎮，高中畢業后考入北京礦業學院。父母大學畢業后選擇到條件較為艱苦的河南工作。雖然我出生在河南、成長在河南，但我對自己是哪里人的問題一度迷惑，小時候的鄰居和同學也總認為我是“南方人”。高中畢業后，我離開河南，才逐漸意識到對生長了18年的故鄉的眷戀和感情。今天，無論什么人問我，我總是會很自豪地說：“我是河南人！”是的，我是生于河南、長于河南、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兩歲半就隨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駐馬店地區汝南縣老君廟鄉(當時稱光明公社)閆寨大隊小郭莊。2010年5月，我與母親一起看電影《高考1977》，之后老人家很有感觸地回憶起當年下放的情景：196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們一家六口人乘坐解放牌大卡車，從鄭州啟程前往從未去過的駐馬店。我年紀小，跟著母親坐在駕駛室里，一路上又新鮮又興奮，嘰嘰呱呱說個不停。哥哥姐姐則是和家具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車斗里。雖然只有兩百公里的路程，卡車卻顛簸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在晚上十點鐘才到達小郭莊。我們的新家是剛剛把牲口遷移出來的一個牛棚，地上的麥秸稈還沒有打掃干凈。父母點上早已準備好的煤油燈，忙著卸家具，哥哥姐姐則幫著搬運一些較輕的物品。面對陌生的草房，聞著怪異的氣味，我抱著母親不肯松手，哭著鬧著嚷嚷要回以前的家。懂事的大姐把我抱過去，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的新家……

沒想到，這間牛棚伴隨我度過了幼兒時期的三年。直到1972年離開小郭莊，我們全家一直住在這個村西頭的牛棚里。能干的父親弄來高粱稈、石灰、黃膠泥，把整個房子裝修一新。那時，小郭莊還沒有通電，電線桿也只架設到光明公社和閆寨的大隊部，村民們也舍不得用蠟燭和煤油燈，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覺了。晚上，整個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爾叫上兩聲。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我的父親帶著我大姐和幾個鄉親，買來電線、瓷瓶，豎起一個個電線桿，把電線從大隊部一直引到小郭莊。小郭莊成為附近十來個村莊中第一個通電的，這在當時當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父親對村里的貢獻得到鄉親們的認可，大家有事情都來找他商量，也常常請他幫忙。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鄰居從鎮上的百貨店里買來布料，然后請我父親量體裁衣，我們家的上海牌縫紉機在這時候也就成了全村的寶貝，父親、母親、大姐會輪流使用，盡量幫幫鄰居。父親除了裁縫，還會木匠活、剃頭剪發等等，我們家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父親親手打制的。后來父親還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講授數學。

母親所描述的當時的物質之簡陋、生活之艱難，我基本都沒有印象。經過許多年的過濾記憶，童年剩下的只有無憂無慮的淘氣，唯一不盡如人意的可能是食物的相對匱乏。由于家里孩子多，雖然父母都有收入，吃飽肚子沒有問題，但至于吃什么就不得不量入為出了。如果一餐有肉，除大姐外的我們兄弟姐妹三人一定會掀起一場大戰，很慚愧那時我們誰都沒有孔融讓梨的覺悟。我是最小的孩子，可也是最饞的一個。不論母親把好吃的藏到什么地方，我總是能憑著敏銳的嗅覺把它們找出來偷吃掉，盡管每一次都免不了挨一頓揍，依舊屢教不改。1971年的春節，我還不到四歲，父親從鎮上買來十多斤五花肉，做成一大鍋香噴噴的紅燒肉，讓我們幾個孩子隨便吃。一年多來第一次受到這樣的款待，我們都不遺余力，尤其是我，專揀肥肉，吃了滿滿一大碗。吃完后身體很不舒服，難受了整整兩天，什么都不想吃。那次吃傷了身體后，我有將近二十年對肥肉犯怵，吃一點就會反胃、嘔吐。直到現在，即便再美味的肥肉，我都心存疑忌、很少品嘗。

家里吃的東西有限，我們就到田間地頭自己解決，童年覓食的經歷是記憶里最大的快樂之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當地人俗稱的豌豆角子。翠綠的豌豆角剛剛長大，但里面的豆子還是癟癟的時候，其美味真是勝過天下的任何水果！把豌豆角從中間一掰，但不完全掰斷，順勢從連接面上撕掉一層透明的膜，如法炮制再把對面的膜撕掉，剩下的部分往嘴里一丟，其清脆香甜難以描述。我們幾個小伙伴貓在田里放肆大嚼，有時，一不小心，一根竹竿就會狠狠地砸在誰的腦袋上。看田的魏大爺恨透了我們這些防不勝防的小害蟲，下手從不留情。但是魏大爺知道我們一家是從省城下放來的，對我們很照顧。他的扁擔從來沒有光顧過我的腦袋，甚至他還會偶爾在傍晚時用衣服兜一袋豌豆角送到我家。作為感激，我能干的父親會幫他理發以及過年時裁制衣服。

村里的人對我們一家都很照顧，也從沒聽母親說過有任何被排外的經歷。因此，盡管在那個貧瘠的農村只是生活了不太記事的三年，可是每當說起來，總覺得那里才是自己的第一故鄉，透著一股發自內心的親切與眷戀。

1972年，我們全家搬往20公里之外的駐馬店鎮。離開那天，又來了一輛解放牌卡車。村里的眾多孩子圍著汽車看來看去、爬上爬下，我的母親從附近鎮上買來兩斤糖果，分給孩子們吃。這一次，我也隨同哥哥姐姐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車斗里，車開起來后感覺到大風撲面，真愜意！

在駐馬店鎮住了整整八年。這期間，我開始懂事，也有了很清晰的記憶。平心而論，鎮上的生活比小郭莊要方便得多；但童年的我居然開始留戀農村生活，想念我的小伙伴。此后，這種感情長期跟隨著我，影響著我對世界的看法。在我心中，記憶并不清晰的小郭莊似乎是我永遠的故鄉。

盡管從1985年考入清華大學開始就基本沒有再長時間地回過河南，但是那里依舊是讓我最有歸屬感的地方。在美國如果能夠遇到一個河南人，總是感覺分外親切。海外的華人生物學家當中有不少河南人，改革開放后，以CUSBEA(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第一屆考試第一名身份赴美留學的王小凡，以及在美國留學生中首先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王曉東都是河南人。我和他們的交情也因為老鄉身份而更加深入和自然。

后來，不知什么時候，河南人的名聲開始出問題。2001年我回國，似乎處處都不歡迎河南人。最可氣的是看電視里的防盜公益廣告，地鐵里的乘客都說普通話，卻偏偏讓兩個扒手之間用河南話交談！真是豈有此理！這種明目張膽的不公平也更激發了我為河南人鳴不平的愿望。還好，還算有人主持公道，通過寫書為河南人講理。我自己也買了一本叫《河南人惹誰了》的書，邊讀、邊笑、邊生氣！雖然書里講述了許多對于河南人莫名其妙的誤解，但書中的例證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也給人們增添了不少茶余飯后的談資。

順便說說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兩件小事。一次是在美國東北部的佛蒙特州肯靈頓滑雪場滑雪，碰到一個中國人，很親切地聊起來。我很自然就問道：您是哪里人？對方說：河北人。我說：哦，那咱們很近，我是河南的。這時對方不好意思地解釋說：其實我也是河南的，在河北邯鄲生活過兩年，只是河南人名聲不太好，所以外人問時總說自己是河北人。我聽后感慨良多：咱們至少都是中國人吧！不是有“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的道理嗎？

另外一次是去中國南方某高校做學術報告，晚宴時某位校領導問我：施教授，哪里人？我答：河南人。他好像沒聽清楚，過了幾秒鐘，又問：您祖籍是？……我如實報告了爺爺和父母的出生地，他于是恍然大悟：哦，您是云南人呀！好像一切都順理成章了，卻絕口不再提河南，真讓我哭笑不得。

回國不久的一次聚餐時，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水利系一位河南老鄉。此君妙語連珠，因為同座的還有幾位山東老鄉，他就拿河南和山東比較，現摘錄如下：

——為什么河南人名聲不好？那是因為別的省如果有人做了好事，都是用省說話，比如山東出了梁山好漢，山東有孔圣人；可出了壞事，卻是用市縣去說，比如，泰安有個罪犯。可到了河南，反了。河南要有好事，總是說市，比如洛陽的牡丹，南陽的孔明；可是壞事呢，卻一下子都說到河南省去了。這么一來，就好像山東只出好人，河南只出壞人了。

——反正吧，我是這么覺得：山東也有好人，也有壞人；河南也是如此。

聞言莞爾。其實全國各地，又能差多少？

從出生到18歲上大學，我有將近11年是在駐馬店地區度過的。所以，我不僅是地道的河南人，更準確點說，我是駐馬店人。今后，您貶損河南人之前，最好四下觀望一下，免得我在場讓您下不了臺。

后記：此文寫于2009年8月中旬。那一年的9月26日，我攜妻子兒女陪同母親、大姐玉芬、小姐云楠，在離開了將近37年后又回到了河南省汝南縣老君廟鄉閆寨村小郭莊。本以為不會有人再記得幾十年前的事情，事實卻與我的想象完全相反。幾乎所有上了年紀的村民都出來了，熱情地拉住母親和大姐，自我介紹，問長問短，一再邀請我們住兩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親早已辭世的消息后，紛紛向母親表達感激、思念之情。臨走時，他們希望我們帶些土產回來。推讓再三，我們收下六個剛剛從樹上摘下來的石榴。這些鄉親的情誼讓我感動不已。40年前，他們就對我們全家照顧有加，我的父親母親也盡力幫助過當地百姓。今天，我用什么來報答這些父老鄉親的厚愛呢？

赴美留學

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物理學及化學博士學位。

施一公初到美國時，最先發現的差距就是英語不行。他給自己規定每天背25個新單詞。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有一次，系主任兼實驗室導師自認為發現了一個生物物理學中重大理論突破，激動地向學生們演示。施一公當場敏銳地指出導師在一個演算上的錯誤。從此，導師對他刮目相看。畢業時，導師公開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學生”。

自信心的重建，給施一公注入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他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1997年4月，他還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課題，就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聘為助理教授。此后，普林斯頓大學給他提供了面積達200平方米的實驗室和近50萬美元的啟動基金。在當時，這樣的待遇是很多人都無法企及的。良好的科研條件和機制為施一公提供了施展才華的空間。短短9年間，他就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職位，并很快成為學校分子生物學系的領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