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雍和宮管理處，國家保護商標，中國古老旅游地點，全國知名旅游勝地，北京知名旅游地點，旅游勝地旅游人數領先地點，消費者喜愛旅游地點

雍和宮在其26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反映出它具有宗教與政治的兩種作用。自乾隆九年雍和宮改為寺院時起，雍和宮實質成為聯系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權的紐帶和橋梁。由于除西藏之外的活佛轉世時的“金瓶掣簽”儀式均在雍和宮舉行，雍和宮實質又成為中央政府管理藏傳佛教事務的中樞。新中國成立后，雍和宮在落實黨的宗教政策，配合中央政府做好西藏各項工作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歷史上雍和宮兼具宗教與政治雙重作用的成功經驗，使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各項宗教政策落實時，首都的宗教場所對外開放首選為雍和宮。1979年北京市政府辦公會決定：雍和宮作為宗教場所對外開放。經過兩年的修繕與籌備，1981年2月5日雍和宮正式對外開放。

首先，雍和宮作為宗教活動場所，具有傳播宗教文化，凈化人們心靈，美化環境和對外進行友好交流等綜合性社會功能，是國內外各界人士了解黨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窗口。

開放以來，雍和宮僧眾按照藏傳佛教儀軌晨鐘暮鼓，誦經唪佛，恢復了每年全部法會活動。為滿足法事活動人手的需要，20多年中雍和宮共招收學僧十多批，他們先進入佛學院學習三年佛教課程后，分配到各殿值守，接待四方信眾。雍和宮恢復宗教活動的同時，遵照第十世班撣大師的生前教誨，把愛國愛教，施樂行善，作為佛教真諦發揚光大，把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廣積功德，慈悲救世的人間佛教精神，貫徹在日常的行動中。因此，20多年中，僧眾們積極支援抗洪救災，個人捐款捐物達到數十萬元。寺院支援貧困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教育事業，捐辦了數所希望學校。

其次，雍和宮是一座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具有宣傳教育、科學研究、陳列展覽、管理服務等多項功能。宗教是藏民族文化的核心，它將藏民族的歷史、建筑、民族、藝術等融為一體，而且博大精深。開放以來，雍和宮利用館藏文物先后舉辦了“藏傳佛教藝術精品展”、“藏傳佛教與雍和宮”、“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清代西藏貢品禮品展”、“清帝御用珍品展”等展覽。這些展覽通過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等展示出藏傳佛教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獨特風格。目前長期展示的“藏傳佛教與雍和宮”展覽，是為紀念雍和宮改作寺院250周年而舉辦的。整個展覽分為5個單元，著重介紹了藏傳佛教各派系創立的歷史及其宗教領袖，展示了藏傳佛教的主要特色，并在顯赫位置突出了雍和宮珍藏的掣簽金瓶。通過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轉世系統與中央政權的密切關系，說明西藏與祖國不可分割的歷史關系。“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展，則展示了從弘歷(乾隆皇帝)誕生于雍和宮東書院開始，從小就受到藏傳佛教熏陶。少年時與三世章嘉活佛一起就讀。即位后，學習密法并接受灌頂，并在章嘉活佛策劃下，撥國庫巨資將雍和宮改為喇嘛廟。同時組織大量人力翻譯藏文《大藏經》和滿文《大藏經》。晚年乾隆親撰《喇嘛說》一文，刻于碑上，立于雍和宮中，表現了他對藏傳佛教獨特的見解和務實的管理政策及把宗教引導到有利于鞏固國家政權的意圖。

雍和宮是北京著名十大旅游景點之一，目前北京及國外的多數旅行社已把雍和宮列為“必觀景點”。正式對外開放20多年來，從1981年全年觀眾僅40萬人次左右，增到2002。年的180萬人次，增長約4.5倍。境外游客總數從1981年只占年游客總量的5％左右，增至2002年超過國內游客總數，達到占全年總人數的60％。

雍和宮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一直作為國際交流和國際宗教交流的窗口。20世紀50年代以來，雍和宮配合國家的外交工作，接待了來自世界20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首腦、軍界人士和宗教界友人等。1981年正式開放以后，外國游客更是與日俱增，2001年外國游客達到百萬人次，突破了接待外國游客人次的歷史記錄。

1949年到1981年對外正式開放前，雍和宮接待的國際友人主要是亞、非、拉各國的共產黨代表團、政府代表團和駐華使館官員。1981年開放以后，據不完全統計，接待了66個國家的貴賓，他們中亞洲有21個國家，歐洲有22個國家，南北美洲有11個國家，非洲有10個國家，大洋洲有2個國家。另外還有一些國際組織，聯合國及其部分機構，歐洲共同體，國際奧委會等。

20多年中所接待的國家元首主要有：朝鮮國家副主席李鐘玉，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伊郎總統阿里·哈梅內伊、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荷蘭女王貝婭特麗克絲、塞浦路斯總統喬治·瓦西利烏、塞拉利昂總統史蒂文斯、匈牙利總統根茨、智利副總統艾爾文、菲律賓副總統勞雷爾、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老布什、韓國前總統全斗煥等。

所接待的政府首腦、議會議長、各部部長以及聯合國官員、各駐華大使、各通訊社駐京記者等達近千人。

這樣眾多的貴賓參觀雍和宮，在全國各宗教活動場所是首屈一指的。同時，通過雍和宮這個開放窗口，客人們看到的是我國真實的宗教信仰狀況和人權狀況。

雍和宮改寺院的250年后，1995年被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批正式登記注冊為“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家此專業博物館，雍和宮從此又多了“保存和傳播人類進步文明”的職能與作用。

博物館注冊后，除保持各殿堂原有陳列形式外，著重舉辦了兩個長期展覽，即： “藏傳佛教與雍和宮”和“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與雍和宮”展于宮內班禪樓。1984年將其一層開辟為專題展室，面積約330平方米，專題展名為“藏傳佛教藝術精品展”，展品有佛像、法物、法器、服裝、宗教用樂器及民族生活用品等，約490余件。1994年經過對“藏傳佛教藝術精品展”再創作和修改，成為“藏傳佛教與雍和宮”。1996年此展在北京市舉辦的“我喜愛的博物館”評選活動中被評為二等獎。

“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展于宮內戒臺樓，是在“清帝御用珍品展”的基礎上，重新裝飾布展而成。1998年，用館藏與乾隆皇帝有關的文物，展示乾隆皇帝在位60年，把“興黃教”作為“安眾蒙古”、“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事。同時，把其先父雍正帝行宮改成皇家喇嘛廟，以利于培養“尊國政、諳例律、知舉止”、在京聽命朝廷、赴藏妥善辦事的喇嘛教人才。展覽以圖片、唐卡、佛像、法物法器、泥塑、朝服、火槍寶劍、金絲馬鞍和掣定活佛轉世靈童的金奔巴瓶等組成，共陳列展品45件(套)。

2000年仲夏，正值南半球的澳大利亞舉國迎接第27屆奧運會的大喜日子，陽光燦爛的澳國昆士蘭州首府、美麗的旅游城市布里斯班也迎來了中國佛教文化展覽的隆重開幕。

澳大利亞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家，文化上的寬容性，使得東西方文化在這塊廣垠的土地上發展延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昆州國立博物館舉辦了澳洲歷史上首次中國佛教文化展覽。藏傳佛教作為中國佛教重要組成部分，也在展覽中進行了展陳。雍和宮作為內地重要的藏傳佛教寺院和唯一以“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貫名的藏傳佛教文化博物單位，以“雍和宮藏傳佛教藝術”為陳列專題，應邀參加展覽，并用其獨特的藏傳佛教文化特色及藝術魅力，贏得了澳洲觀眾的贊賞。

8月9日陽光明媚，下午2：00中國佛教藝術展在中國傳統的南派舞獅和鞭炮聲中隆重開幕。由于舉行佛教展在澳洲是首次，因此，展覽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視。昆士蘭州總督彼得·阿龍生伉儷為展覽舞獅“點晴”，澳大利亞文化部長麥特?弗利先生、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文化參贊孫耕新女士等為展覽揭幕。原定一個月的展出，應觀眾、博物館的要求延長至兩個月。展覽始終吸引著華人、華僑及當地各界、各裔人士。布里斯班許多學校、幼兒園還把展覽作為了解中國以及了解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課堂，專門組織學生前來觀看。有位老華裔看過展覽后非常激動，找到雍和宮的工作人員講：我非常想念祖國，非常想念北京。這個展覽太讓人激動了，辦得太好了。很為我們當地華人爭光。兩個月間，老人三次觀展。并介紹不少澳洲朋友前往看展。

展覽同樣引起了澳大利亞新聞媒體的注意，當地幾家電臺、電視臺，中、英文報紙都有多版面的報道，均給予了很高的評介。當地最大的中文報紙《自立周報》發表署名文章，稱贊展覽“對促進中國和澳洲之間的文化交流，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友誼，提倡多元文化，鼓勵少數族裔團體參與主流社會，都會有很大貢獻。”

雍和宮的館藏文物主要分為各種質地的佛像、唐卡字畫、法物法器、棉絲織品服裝、明清瓷器、木器家俱、民族生活用品、珠寶寶器等幾大類，藏品總數達數萬套(件)。

由于清時雍和宮有朝廷家廟性質，雍和宮藏品主要源于清宮廷賜予、蒙藏地區進京進貢以及清官造辦處鑄造的佛像、法器等。

對外開放的20年中，雍和宮對其所藏文物進行了較好的保護和管理。先后對明代青銅器“須彌山”，清代乾隆皇帝生母所繡唐卡“綠度母”，清乾隆皇帝的“洗三盆”以及活佛轉世掣簽所用的金奔巴瓶進行復制，換下真品進行妥善保護。1994年在雍和宮宮改寺250周年時，與中國藏學中心聯合舉辦了學術研討會，同時出版了學術論文集。2000年，雍和宮與當代中國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國藏傳佛教著名古寺——雍和宮(一)》VCD光盤，受到了新華社、《人民日報》海外版、《民族團結》雜志、《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媒體的盛贊。

之后，又合作出版了該光盤的續集。2001年雍和宮與北京華信中元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現代化的計算機技術、三維圖像處理技術、多媒體技術、Intemet技術、虛擬現實等技術將雍和宮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在世人面前。VCD光盤的完成，標志著雍和宮經過古代、近代、現代進入了光盤時代，而隨著“數字雍和宮”工程的完成，標志著這座古老的祖國文化遺產進入數字時代。